在遭受心理“病毒”入侵后，我们的生理、情绪、行为和认知方面会发生一些变化，这些变化有的会外显在行为上，有的则会比较隐蔽，不容易被发现，但是又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有些人受到心理“病毒”影响时，因为自身的调节能力或者社会支持较强能够很快地恢复过来，而有的人可能会持续受到这些事件的影响，出现更为严重的身心困扰。其中，PTSD便是经历创伤后常见的一种身心障碍。
PTSD是个体在经历创伤事件后产生的一种长期持续的身心障碍。如果早期能够被识别出，并且得到有效的干预，就可以明显降低其发生率及对儿童造成的伤害。否则的话，将对儿童的生理和心理健康以及社会交往等方面造成长期且严重的负面影响，甚至会使儿童成年后的心理、社会和职业功能受损。因此，我们要及时识别出PTSD的主要“症状”。那孩子出现了哪些情况就可能是患有PTSD了呢？
你失眠过吗？我躺在床上，蜷缩在被子里，像一只被人踩断了的蚯蚓，无力地、一声不吭地，听着她们对我的“控诉”。刚开始的时候，我听了会哭，会怒，会整晚整晚的失眠。后来，这成了我每晚的“摇篮曲”。
我很不喜欢我的寝室长，她从来不打扫卫生，而且总是要求寝室里别的同学替她打扫。当然，她也找过我，命令我替她值日，我拒绝了，但我没想到，我的拒绝却成了我悲惨事件的导火索。
渐渐的，我感觉到寝室里的气氛有些微妙。我发现，每次我一回寝室，聊得火热的室友们就都噤了声，我试着去融入她们，可是每次我一插话，大家就都不说了。我很疑惑，是我做错了什么吗？我又尝试着把我的零食分给大家吃，结果，我在垃圾桶里发现了那些根本没拆封过的零食。到底怎么了？我根本摸不着头脑，我越努力地去融入她们，越好像被推开地更远。慢慢地，大家对我的冷漠竟演变成了冷嘲热讽。“真有钱，天天有零食吃”“那可不，人家多清高”……我蒙着头，钻在被子里，假装睡着了，却怎么也睡不着。
那段时间里，我睡过被水洒湿的床，被干脆面渣子洒满的床，我在床上见到过脏脏的脚印，也摸到过粘粘的果冻。我什么也做不了，我只能躺在床上，蜷缩在被子里，像一只被人踩断了的蚯蚓，无力地、一声不吭地，听着她们对我的“控诉”。
我现在不愿意再想起这件事，我觉得时间会让我慢慢忘记。但是，实际却好像并不是这样，它始终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压在我心里。虽然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是现在每次想起来，都感觉那些场景历历在目，像真实发生了一样。现在，我害怕和别人打交道，怕他们不理我，怕他们议论我都是我太懦弱了，我应该去反抗，但是我不敢，都是因为我的懦弱才会这样。
从上面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被欺凌这件事已经过去了4年，但这一创伤事件对晴晴产生的影响却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轻，反而一直表现出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四大核心症状——重新体验、回避、认知和情绪的消极改变、觉醒(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
晴晴仍会反复、不由自主地想到/梦到被欺凌，并且每次想起来都感觉这一场景历历在目，好像又要重新发生了一样。其心理上会不由自主地感到害怕和无助，生理上出现了心跳加快，手心出汗的症状（重新体验）。由于这件事带来的无助感与痛苦，晴晴本能地选择了回避的应对方式，告诉自己不要再想起这件事（回避）。但回避的应对方式并不能让晴晴从心理“病毒”中康复，反而愈加严重，创伤事件始终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压在小晴的心中。尽管这件事并不能“归罪”于晴晴，但她还是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认为自己本可以采取一些行动来阻止事情的发生，比如她认为如果反抗的话，就不会被欺负（认知和情绪的消极改变）。此后，每当晴晴和其他人交往的时候，她都保持着高度警戒的状态，总会担心别人会像舍友一样那么对她（觉醒）。这给晴晴的生活与学习都造成了不小的困扰。
重新体验是指个体在非自愿的情况下，重复地想起有关创伤事件的痛苦记忆。其中做噩梦、闪回和侵入性记忆是最为明显的症状（Brewin et al.2010a)。具体表现为：
（1）反复出现创伤事件的有关记忆；
（2）反复做有关创伤事件的噩梦；
（3）感觉创伤事件会再次发生；
（4）想起创伤事件时，出现强烈的生理反应，如心跳加速、出汗、血压升高。
重新体验是无意记忆在杏仁核系统中活动的结果，早期创伤经历与创伤体验储存进杏仁核系统中，并作为模板进入神经系统，这个模板会对一切进入大脑的新信息做出判断和理解。一旦儿童处于创伤经历类似的情境时，杏仁核系统便会识别出危险信号（触发器），然后会迅速地、无意识地想起有关创伤事件的痛苦回忆，产生躯体和情绪反应。因此，由心理“病毒”导致的创伤体验会在个体非自愿的情况下，以种种形式在儿童的一生中不断重复(Yong, Klosko, & Weishaar, 2006)。
回避是指个体长期回避与创伤事件相关的记忆与想法。回避可以划分为情感回避与行为回避，情感回避是指回避对于创伤事件的想法和感受，如当开始对创伤事件感到悲伤时，对自己说“不要去想它”；行为回避是回避创伤体验的触发器（与创伤事件相关的外部提示），如在经历车祸后停止驾驶，地震后避免看与地震有关的电影。具体表现如下：
（1）努力回避与创伤有关的想法、感受或话题；
（2）努力回避能唤起创伤性回忆、感受或想法的外部提示，如人、地点、活动、情景或事物。
出现回避症状是儿童为了避免自身再次回忆起创伤事件，从而采取的本能性应对策略——通过努力回避与创伤相关的线索（记忆和事物），让自己处于安全的状态。但是，从长远来看，回避可能会给孩子造成更多的伤害，例如回避的泛化。当被老师严厉批评或殴打时，儿童不仅可能避开这一老师，而且可能会避开所有老师，甚至不愿意再去学校，这个时候对于特定老师及场景的回避便扩大至对于所有老师及整个学校的回避。
认知和情绪的消极改变主要包括对自己、他人以及世界的消极看法以及随之产生的消极情绪，如恐惧、无助、愤怒、内疚等。具体表现如下：
（1）回忆创伤事件的重要细节有困难；
（2）与自己、他人或世界有关的消极想法，如“我很坏”、“没有人可以信任”、“这个世界很危险”等；
（3）对创伤事件的起因或结果有不合理认知，责怪自己或他人；
（4）持续的消极情绪体验，如害怕、恐惧、愤怒、内疚或羞愧；
（5）对曾经感兴趣的活动失去兴趣，参与度减少；
（6）与他人疏远；
（7）难以体验到积极情感，如幸福、满足或爱的感觉。
我们的情绪会受到自己对周围人和世界的认知的影响。创伤事件改变了儿童对于自己的看法，如认为自己在创伤事件中承担较多的责任，感到深深的自责与愧疚，即使事实并非如此。如“这是我的错，如果不是因为我非得要买这个玩具，爸爸妈妈就不会吵架了”等。与此同时，他们可能还会对他人和世界持有怀疑态度，产生“没有人可以信任”、“世界是危险的”等负面认知 (Resick et al., 2002)。而负面认知过多又会使儿童产生各种各样的消极情绪，例如：恐惧、无助、愤怒、内疚和羞耻等 (Andrews et al., 2000; Leskela et al., 2002)。对于世界观正在逐渐形成的儿童来说，认知和情绪的消极改变会降低儿童的心理控制感，改变儿童与他人交往的方式，从而诱发其它心理疾病的发生。
觉醒是指经历创伤事件后的个体，在心境上保持着一种高度紧张的状态，随时警惕着可能会出现的危险。具体表现如下：
（1）难以入睡或很容易在夜里醒来，醒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
（2）易被激怒；
（3）很难专心或集中注意力；
（4）高度警戒，不断提防威胁；
（5）惊跳反应过强，在任何突然的噪音、惊吓中跳跃，即使在半夜也是如此。
当深夜步行穿过陌生的黑暗街道，我们的身体和精神会本能地保持一种紧绷状态，时刻注意可能会出现的危险。我们相信一旦发生危险，紧绷状态能够让我们迅速反应、保护好自己，这种紧绷的状态便是觉醒。觉醒原本是身体在危险环境中保护自己免受伤害的一种机制，但长期遭遇创伤事件，或者突然遭遇某一威胁性巨大的创伤事件的儿童，身体会持续维持高觉醒状态，这反而会对儿童产生不利的影响就像一根弹簧，如果长时间保持拉伸状态，就会慢慢失去弹性，无法恢复到原始状态。
人在压力或危险环境中会分泌两种压力荷尔蒙，一种是肾上腺素，它在短时间内起作用，并产生急性压力症状，包括瞳孔放大、血压升高、心率加快；另一种是荷尔蒙皮质醇，它长期调节身体对压力或危险事件的反应。而PTSD对创伤事件的重新体验会触发肾上腺素的过度分泌，而皮质醇水平并未升高，进而刺激大脑的恐惧中心——杏仁核，引起高觉醒症状(Weston, 2014)。持续的高觉醒症状会使儿童精疲力竭，干扰儿童的身体、心理发展与在校表现。
对创伤后儿童进行及时有效的评估，发现并缓解儿童的PTSD症状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5. (5th ed..). Washington, D.C. : American Psychiatric Publishing, c2013.
Andrews, B., Brewin, C. R., Rose, S., & Kirk, M. (2000). Predicting PTSD. Symptoms in Victims of Violent Crime: The Role of Shame, Anger, and Childhood Abuse.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09(1), 69–73.
Leskela, J., Dieperink, M., & Thuras, P. (2002). Shame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15(3), 223–226.
Moser, J. S., Hajcak, G., Simons, R. F., & Foa, E. B. (2007).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symptoms in trauma-exposed college students: The role of trauma-related cognitions, gender, and negative affect. 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 21(8), 1039–1049.
Resick, P. A., Nishith, P., Weaver, T. L., Astin, M. C., & Feuer, C. A. (2002). A. comparison of cognitive-processing therapy with prolonged exposure and a waiting condi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female rape victim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70(4), 867–879. PubMed.
Weston, C. S. (2014).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hyperarousal subtype. Front Psychiatry, 5, 37.
Yong, J. E., Klosko, J. S., & Weishaar, M. E. (2006). Schema Therapy:A practitioner’s Guide. The Guilford Press.
